Feliz1984，柏林圍牆上的街頭塗鴉photo from feliz 1984

 試圖開始從美學的角度切入，談關於有意味的形式（significant form），以藝術作為表達的符號、媒介、紀錄，也是那個go ahead的內力，go ahead要更進一步，那就必須進入表達形式如何也是significant form的問題。

我還沒有看安海姆(R. Arnheim)對於是否追求well-form的質疑，有意味的形式（significant form）看起來很抽像，其實是在指一種情感的再現，透過藝術將那些複雜的、難以透過言說進行確認的情感描繪出來。

有意味的形式（significant form）將人類對生命的感受與藝術表達所透露的情緒聯結起來，蘇珊朗格的文章大多在談關於「生命的形式」如何透過藝術得以表現，我覺得很適合用來談論後搖滾，那種情緒獲得抒發的狀態，曝露在音樂現場被生活磨損得傷痕累累的聽眾，像集體透過宗教儀式進行心理治療，能夠透過這樣的音樂，就算是那已無力反抗結構的規律：安靜、爆炸、重複，都像是重述生命週期心靈匱乏所追求的那些。



藝術是人類表達情感的一種輔助方式，但藝術不只解釋個人情感，這是蘇珊朗格論述中的缺乏，藝術中情感與形式的普遍性能夠用來解釋時代、社會、階級中的類同與差異，我對音樂的感受從個人情感的抒發到體現社會不公的抗議歌曲，從中獲得不同卻巨大的感動，「藝術」絕對不只是「為藝術而藝術」所生產純粹美學的作品，對我而言，藝術之所以重要在於它以最直接的方式體現生命的意義，不管是生活瑣事的感觸、情緒的共鳴，還是社會不公的抗議，因為藝術能夠以更直接的情感傳頌下去。

以音樂為形式可以隨心所欲的創作、傳唱，並且透過不斷重複的表演一次次的顯現，但這些情感的記錄與感動，也必須藉由抽象的音符記錄，並透過理性的文字加以敘述與連結。

節錄自彼得西格（Pete Seeger）《穿越二十世紀的抗爭民謠》 ，轉引自張鐵志：「抗議之聲，就是這樣疼痛成歌的。 現實也是這樣，疼痛成為歷史的。 我們記下並傳誦、大聲喊出這些先行者的名字，藉以告慰其他黑暗中的敲擊者。」



彼得席格：希望與鬥爭之歌 http://ent.msn.com.tw/movie/story.aspx?id=1049

像彼得西格這樣透過藝術的方式進行社會表達的藝術創作者不勝枚舉，但形式有相當大的差異，複製陽性中心主義直接對準目標不顧後果猛烈抨擊的佔了多數，彼得西格習慣從傳統民謠中取材進行柔性卻堅持的訴求，他出身音樂世家（父母、繼母皆從事音樂工作），但從小叛逆反抗生硬的樂理，父母讓他自己摸索，也就這麼摸索出自己的演奏法，還出了一本書告訴大家學習音樂沒有那麼難。他不只寫歌，還結合民謠與美國歷史寫出一些自己想像出的故事，並且鼓勵讀者改寫，寫下屬於自己的結局，於是每個故事都沒有真正的開頭和結尾，讓故事充滿活力，具各種不同的家庭色彩。



以藝術形式結合社會抗議的藝術作品非常多，但是要以弱勢者為主體發聲卻略顯艱難，真正位處底層的勞工階級和大眾認知的藝術所欲呈現的「美」是有距離的，生祥曾經說過，他的音樂一開始以反美濃水庫出發，但後來發現家鄉的人聽不懂他唱的搖滾樂，這種「年輕人的玩意」吸引不了家中長輩的注意，在北台灣獲得的掌聲回到家鄉卻變得奚奚落落，但家鄉的這些人才是他生活中最重視的人，於是他改編歌路，以生活為底基唱出自己的韻律，又或者是黑手那卡西和樂生院民的結合，唱出院民只是想要樂生原地保留的心聲，歌詞簡單沒有太多的意識型態：

「每天早上蟬在叫，抬頭一望樹在搖；樹頂鳥仔啾啾叫，啾啾叫，親像唱歌好聽的，聽來聽去真好聽；親像輕鬆音樂聲，樹仔大叢好遮蔭；有路寬寬可以走，還有新鮮自然的空氣；風吹帶來又微微，這是對我們幫助的；阮也沒邀求什麼，只要求原地保留的。」



婉轉憂傷的曲調，讓我每每在表演現場傷心落淚，每一首歌曲背後都是一段故事，唱出無奈與無助，在演出現場釋放，不只是傳遞訊息，也是情感的抒發與共鳴，只可惜願望沒有實現。

對我來說，問搖滾樂能不能改變社會，背後的邏輯和後搖滾能不能進行療癒，療癒過度的矯情，和抗議方式的形式化，在某種程度上是一樣的問題，那就又回到well form的討論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