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番茄的共同創作。


在沖繩旅遊時看到為反黑箱課綱輕生的林冠華的新聞,很震驚,陸續這幾天看到朋友藉由求學時代與體制不合的分享,重新了解自己與體制的關係。

知道原來年輕時的憤怒、覺得不被了解的自己,原來身邊有這麼多的相似與相伴。對於學習的憤怒,當時是搖滾樂拯救了我,而有更多因此遠離體制、遠離主流社會,不明究理被推出社會邊緣的人,聲音從此就這樣消失了。
很感謝這些青春的熱血,做了當年我很想做的事,不再是藉由什麼來抒發自己的苦悶,而是直接起身對抗。

 

教育原本應該是這樣,能容納百川,能看到希望。

常回想十七歲那年對我來說有多麼重要,在以愛之名的龐大壓力與痛苦之下沒有人能明白,因為我的家庭美好完整,其實說到底,是一種結構式、集體潛意識諸加的道德束縛。

因為搖滾樂(特別是叛客音樂)在當時我掙脫出一點自己的路徑,也從眾人眼前的乖寶寶有了一些變化,那段時間開始要迎擊大學聯考,但我開始極為討厭學校、討厭與人對話、將自己畏縮在耳機與小說文本的慰藉中,不斷咀嚼麥田捕手和車輪下文字敘述中對體制的反叛,我羨慕故事主角與體制決裂的灑脫,卻沒有效法的勇氣。

終究我還是回到體制,可是從此我堅信乖是一個醜惡的字,能夠叛逆的孩子、能夠勇敢掙脫以愛之名束縛的孩子,才能有蛻變找回自我的機會。

而相較之下,那些未曾享受過愛的人們,就會比我堅強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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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十七歲與一本書,幸佳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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